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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事實上，富裕也需要承受能力。很多人在艱辛的生活中能夠自立自強，但面對猝然降臨的財富，他們往往欣喜若狂之后是手足無措。

　　最近一段時間，有關農民“拆遷致富”的事情時有耳聞，這些報道虛虛實實，點綴在此起彼伏的強拆案件之中，讓人們的生活平添幾份異樣的感覺。

　　平心而論，拆遷的確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現(xiàn)象，不同地方、不同時間，拆遷的過程與后果都大不一樣。在很多地方，由于政府工作到位，相關經費也比較充裕，特別是在一些村民自治落實比較好的地方，拆遷中給農民的補償比較公平，一筆可觀的補償款能實打實發(fā)放到農民手中，短期內甚至制造出一批所謂“百萬富翁”，亦是實情。這既是社會法治的進步，也是各地農民多年來堅持抗爭的結果。而眼下一些輿論熱炒所謂“拆遷致富”，放大了農民從拆遷中的獲益，無視農民在整個拆遷過程中的博弈成本。一些言論甚至將這些農民視之為坐享其成，不勞而獲的食利者，這種偏狹的言論，有時頗有誤導性，強化了一些人的成見，這對農民其實很不公平。

　　還應特別指出的是，即使是“拆遷致富”，絕大多數時候，“拆遷”也不是農民的主動選擇，而是被動地卷入城市化的洪流，因此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生活方式、價值觀念等方面，并沒有做好城市化的準備。即便他們因拿到一筆數額可觀的補償費喜上眉梢，但他們對失去土地，失去以往熟悉的謀生方式、生活方式所要付出的代價以及未來自己和子女所要面對的困難，未必都有清醒的認知。

　　在某種意義上，這是一種因知識信息不對稱產生的成本，如果不能得到重視，極有可能引發(fā)社會問題。一些媒體為了抓眼球，熱衷報道這些暴富農民進行的炫耀性消費,比如擺大宴、買豪車，這固然不是一種健康的現(xiàn)象，但這種農民的短視終究還不至于帶來太大的社會危害。其實，更值得重視的，是這種“壓縮式城市化”帶來的文化不適應問題。

　　筆者曾在西安等地一些城中村進行過調研，發(fā)現(xiàn)這些農民回遷后手中都有很多套房產，每年靠房租，即有可觀的收入。我曾問他們有沒有用當年的補償款還有現(xiàn)在的租金收入做一些投資，他們大都搖頭。他們說不是不想，而是沒能力做。以往有人做過嘗試，但最后都血本無歸，與其勞心勞力讓錢打水漂，不如坐收房租，然后每天打麻將度日。許多類似的村莊，賭風盛行；更可怕的是，有些甚至走上吸毒之路。

　　長期以來，我們一直強調要培養(yǎng)人們對苦難和貧困的承受能力，但事實上，富裕也需要承受能力。很多人在艱辛的生活中能夠自立自強，但面對猝然降臨的財富，他們往往欣喜若狂之后是手足無措。

　　更讓人心情沉重的是，西安很多城中村都與高校為鄰，但即使在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的今天，這些村民的子弟，每年考上大學的還是寥寥無幾。補償款再多，也很難讓他們輕易跨越日漸固化的階層鴻溝。

　　所以，有些人的所謂“食利階層”之說不是空穴來風，但是，有多少人了解這些所謂“食利者”的尷尬與無奈？在壓縮式現(xiàn)代化進程中，對于失去土地的農民，我們必須給農民足夠的補償，但僅有經濟的補償遠遠不夠，如何讓農民深入地融入城市生活，適應城市文化，如何讓失去土地的他們有更多的保障，更多的上升機會，這都是當下應該高度重視的社會問題。